手头有一本《心贴心的中国之旅》，是日本桐原书店1984年5月25日出版的日文书，由中日两国作家合著，但以日本作家为主，共收文章33篇。封面素雅，上面印着漓江山水，中间印作者姓名及文章题目，下面是红色书带，上写：五位作家独具特色的中国纪行。

这是1983年9月12日，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水上勉率领作家中野孝次、井出孙六、黑井千次、宫本辉和秘书长佐藤纯子访华后回国出的书。那次访问，虽然成功，但并不顺利。

团中的这五位作家都是得过芥川、直木等文学大奖的重量级人物，在日本文坛举足轻重，名声显赫。中国作协对这个团非常重视，尽可能给予高规格或破格接待，比如出入境时入贵宾室予以免检礼遇，报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将军会见，拜访周扬、巴金、夏衍、赵朴初、曹禺、艾青、冯牧、严文井、朱子奇、胡絜青等著名作家，借调当时在北京市作协任职的邓友梅全程陪同。当时之所以劳邓先生大驾，主要出于三点考虑：第一，他1980年参加以巴金为团长的作家团访问日本时，是团员兼秘书，而我是随团翻译，我们彼此熟悉，而且都认识水上勉，便于工作。第二，他才华横溢，频频得奖，声望、成就与来访的日本作家旗鼓相当。第三，他曾被抓劳工去日本当苦力，会讲日本话。

去日本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会日语。在一次酒会上，我偶然发现，他不仅能听也能讲，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发音差点劲，也不会用敬语，说的多为社会下层的糙话，但简洁明确实用，眼巴前的事儿都能对付。而且我还有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他的日本话，是与酒掺和在一起的。平时一句没有，但是，只要三杯酒下肚，马上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戏剧性变化，日本话就跟泉水一样咕嘟咕嘟地往上冒，连奔儿都不打，再加上一点辅助性的肢体语言，叙事状物，言志抒情，基本可通。我问他，啥时候学的东洋话，还挺好使，关键时刻正经能抵挡一阵子。他说1945年，他十三岁，在日本当童工，不讲日本话就挨打，是那时候逼出来的。后来他根据这段生活写了中篇小说《别了，濑户内海》，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反响甚好。

我是学外语的，知道语言这东西不用就忘，事隔三十多年，他还能捡起童子功，可见记忆力惊人。从那以后，我犯懒时，就投机取巧，劝他多喝酒。酒精在他肚子里碰到日本话，立马燃烧起来，也就用不着我在中间搭桥了。这个招儿，现在还有效，但你必须叫他喝酒，至少三杯，两杯半都不灵。倘若是白鹤、松竹梅、菊正宗、月桂冠等名牌清酒，效果更佳……

在日本作家团到达那天，我们特意请时任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的严文井、朱子奇到首都机场贵宾室迎接。当宾主们一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进入北京饭店大厅，准备办理入住手续时，大堂服务台却告诉我，你们预订的房间，客人因飞机机械故障没走，暂时不能入住。

她柔声细语，说得很轻松，但对我却不啻于晴天霹雳，当头一棒，一下子就蒙了！过了一会儿，我醒过神来，小声问：你说的“暂时”，是指多长时间？她仍然微笑着说：这不好说。

我急了：一个月前，我们就带着介绍信和接待计划来预订，你们说没有问题；前一个星期，我们还来确认过。但现在外宾已经到了，你们却说没有房，你叫我们怎么办？难道叫外宾露宿街头？他们不解释，也不道歉，就好像没听见。我又说，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不能撒手不管！请你们想想办法，能否帮助联系一下别的饭店？这些服务员都是久经历练见过“大世面”的，任凭我说什么，他们不愠不火，不卑不亢，只是一味地强调计划赶不上变化。在他们眼里，这可能是常有之事——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四五十人的欧洲旅行团没有房，坐在大厅的地毯上等待，男男女女，花花绿绿，横躺竖卧，东倒西歪，有的甚至响起了鼾声。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涉外饭店很少，大概总共有十来家。我们联系了华侨、民族、前门等饭店，家家爆满。当时不仅住宿难，机票车票出租车也很难，倘若机关里没有一个“能人”，不管是外宾还是内宾，迎来送往都难于上青天。

日本作家一大早起来赶飞机，从东京飞到北京，又在饭店大堂的咖啡屋里坐等了两个多小时，一个个无精打采，疲惫不堪。机关总务处的几个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拼命托人找关系。花费了好长时间，几经周折，我们最后总算住进了颐和园后面的一栋别墅。

那是皇家园林，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但不知多久没住人了，房间里有一股浓重的霉味，而且蚊虫们像闻到了肉香，兴奋起来，肆无忌惮，横冲直撞，迫不及待。我和邓友梅同居一室，在蚊虫的轮番围攻中，无计可施，只好把毛巾弄湿，团成团，当手榴弹，甩到天棚上、墙上，扑打驱赶，折腾得汗流浃背，勉强对付了一夜。早晨起来，身上还是留下了成片的红色斑点。

第二天上午参观鲁迅博物馆时，佐藤纯子把我叫到一边说：“两个月前我们就将日本作家到达日期通知了你们，结果还是没地方住。如果你们没有接待能力，解决不了房子问题，我们只好中止访问回国。”

我也在为房子着急，心里火烧火燎的，她上来就“最后通牒”，我脾气也腾的一下蹿了起来：“佐藤先生，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向您道歉。但我必须郑重声明，接到您的信之后，我们马上就预订了房间，还电话确认过，这些都有工作记录可查的。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住在那里的客人因航班延误走不了，我们住不进去。您也看到了，我们上上下下都在为房子着急想办法，能否解决，我不知道，但我会把您的意见如实地向领导报告。”

她声色俱厉，我针锋相对，结果是不欢而散。她气哼哼地扭头走了，清脆的高跟鞋声仿佛仍在抗议。

我心想，你急，我比你还急，作为主人，客人来了没有地方住，已经够尴尬狼狈丢脸的了，你不是同舟共济，而是火上浇油，对我发难，这算什么老朋友？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条件，我有什么办法？一想起这些，我就觉得心里堵得慌。

当天晚上，北京饭店还是没房，我们从颐和园的别墅搬到了刚落成不久的香山饭店。但标准间客满，只有六个套间，每间每天380元（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当时可能是北京最贵的。

外宾好歹安置下来，但没有我的工作间。那时乘车从香山到市内，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三个小时，倘若外宾夜里有什么紧急情况，根本无法处理。经请示领导，我在日本青年作家宫本辉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晚上，香山饭店终于有了空房，我才有了落脚之地。是夜明月当空，月光如水，山林宛若笼罩在薄薄的青纱中，迷离朦胧，但我却无心赏月，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各地饭店的情况。后来到西安、成都、桂林、上海，直至旅行结束，佐藤再没说什么，我也没吭声，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1996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日本进行“中日纯文学比较研究”，佐藤纯子率领家人为我接风时，提起了那次吵嘴的事儿：“颐和园别墅琼楼玉宇，碧波荡漾，奇花异草，阵阵幽香，但房间里不仅蚊蝇多，还有壁虎和蝎子，吓得年轻作家哇哇叫，一夜没睡。全团除水上勉先生默不作声外，都叫苦连天。我很着急，也很为难，不愿给第一次访华的日本作家留下坏印象，但又没有办法，心里冒火，话也就横着出来，我今天正式向您道歉。”

事情过去十几年了，佐藤知道我心里一直有疙瘩，所以旧事重提，主动道歉。我说：“其实主要责任在我们，如果考虑到饭店紧张，有个备用方案，也许就不会手忙脚乱，叫日本朋友吃苦了。当时我心情焦躁，态度也不好，请您原谅。但这十几年中国变化很大，可以说日新月异，连我这个在北京住了几十年的人，有时也迷路。我现在可以拍着胸脯向您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不要说几个标准间，就是五星级饭店的豪华套间、总统套房，也不在话下……”大家哈哈大笔，举杯祝贺，尽释前嫌，但这是后话。

日本作家代表团在西安访问三天之后，乘火车到成都。水上勉年轻时读过巴金的《家》，对《家》中的人物、情节、景物都很熟悉。这次到成都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看巴金故居。他说：“《家》是一部杰作，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黑暗，但结尾是光明的，觉慧脱离了家庭，走向未来。听说不少中国青年读了《家》之后，勇敢地打破封建牢笼，走出家门，开始了新的人生。日本也有一本小说叫‘家’，是大作家岛崎藤村根据个人体验，描写了两个旧家族的崩溃过程，但他的《家》与巴金的《家》不同，没有找到光明，最后用‘屋外仍是一片漆黑’结束全书。我年轻时读过巴金的《家》，所以一直梦想去看看《家》的舞台。”为了满足水上勉的美好愿望，我们很早就给四川省外办和作协发文，请他们协助联系参观巴金故居事宜，原以为一切就绪，但当代表团到达成都后才知道，巴金故居几易其主，现在是部队战旗文工团宿舍，属军事用地，不能参观。

水上勉一行千里迢迢，就是奔巴老故居来的，如果早知道不能看，他们也就不会来了。在北京已经闹了一场，成都再白跑一趟，这个团还怎么带？所以我想，这个项目不能轻易放弃，必须想方设法，据理力争。可是，不管我们如何不厌其烦地反复陈述请求，还是不行，理由是仍在请示中。

眼看参观之事要泡汤，我心急如焚，突然想起王震将军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水上勉一行时说，旅行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祝你们访问成功。我急忙打电话向作协外联部领导建议，向王震将军办公室报告，请示怎么办。这个办法还真灵。王办很重视，很快协调成功。在离开成都前夕，终于参观了巴金故居，并由战旗文工团的张团长亲自接待讲解。

到上海时，巴老在寓所会见全团。水上勉说：“二十多年前，巴金先生访日时，到我家来过。那时我还是个青年作家，一听说大文豪要来，紧张得很，忙打扫院子，擦拭门窗，等着您光临。那时没想到，我也有机会坐在您的客厅里，聆听您的教诲。这次特意去成都，就是为了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感受一下《家》的氛围。”巴老说：“我已经二十多年没回成都了，日本朋友到我的老家去，告诉我老家的情况，我很高兴。两国作家要常来常往，不断加深了解和友谊。”

水上勉率团回国后不久，就在《每日新闻》晚刊上发表了《寻访巴金故居》（我的译文发表于当年《新观察》第23期）。他说：“当我讲述在成都正通顺街看到的情景和老街坊邻居们对先生的尊敬和思念时，我看见先生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我再次感到，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把日本若狭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和中国的大文豪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接着，他又写了《都江堰》《望江楼公园记》等多篇文章。

在水上勉的带动下，中野孝次写了《鲁迅故居与布莱希特之家》等十三篇文章，井出孙六写了《阵雨与宴会》等三篇文章，黑井千次写了《上海的茶馆》等五篇文章，宫本辉写了《桂林—上海》等六篇文章。当这批文章陆续见诸报刊后，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国热。敏锐的出版家看到了商机，把日本作家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又约邓友梅写了《有朋自远方来》，约我写了《访巴金故居》，并请著名作家井上靖作序，编辑出版了第一本由中日作家合著的《心贴心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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